QUOTE:
“我能吃苦，像农民；我很勇敢，像渔民；我又机变，像商人。‘变里有不变，不变里有变’。对我来讲，这次是电视台把我逼上讲坛了，我变了；但是我一辈子研究清史的工作不能变，这是我学术的根本，我要在变与不变中坚守我的本分。” ——阎崇年●卧室成了“副书房”
面前的阎老中等个头，面容清癯，但目光炯炯，声音洪亮。他很热情地带记者先参观他的家。虽然之前早有心理准备，但是阎老的“副书房”，着实让记者开了眼。
阎老家31平方米的客厅，书架就占了一半的墙。十几平方米的书房，书架上堆的、地上摞的、桌子上摆的，全是书。记者只能踮着脚侧着身观看。这时，阎老笑眯眯地邀请记者参观他的“副书房”，原来这是他的卧室，但实际上除了一张双人床，都是书。“你看这是什么？”阎老得意地问，“呵呵，玄关还做了四排书架呀，怪不得我一进门就感觉门道有点窄。您不会连晾台也不放过吧。”记者打趣道。此言一出，阎老哈哈大笑：“你说对了，那里光线好，累的时候，我就换到晾台继续写作。”阎老讲了一件趣事：有一次他搬家，因为书很多，就对搬家公司的人说可以加些钱，在阎老的真诚劝导下，搬家人从50元加到100元，阎老嫌少主动加到200元，结果那次搬家仅搬书就搬了八大车，搬家人苦不堪言。
●“研究清史是我的根本”
艰涩深奥的历史学，在阎老那里似乎只是薄薄的一层窗户纸。其实，治史对于史学家来讲，尤其要经过千锤百炼。
阎老二十出头的时候专攻先秦史，一次他拿着自己一篇研究先秦史的论文，请中国科学院的杨向奎教授指教，杨老先生看后连连叫好。几天后，杨老先生写来一封信，强烈要求阎先生“改行”转攻清史，理由是先秦历史大多依靠关中的地下发掘，身在北京只能吃人家的“残羹剩饭”。而宫廷建筑、清宫档案集中在北京，并且是未开垦的处女地，丢下一粒种子就能有大收获。在“闭门”思考了一个月之后，阎老毅然作出抉择，开始了他42年漫长的清史治学之旅。
42年来阎老潜心于满学和清史研究，撰著了22部学术著作，可谓著述等身。交谈中，阎老走到书房踩上凳子，从书柜顶上小心翼翼地取下一册书，包的书皮上面工工整整地用钢笔写着“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宋本清版的《十三经注疏》。阎老说：“那个时候这样的封皮有伪装作用，现在已成为我那段岁月的见证了。”
阎老告诉记者，他的女儿原本想走父亲的路，但是阎老坚决不同意，“研究历史太苦了”，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，女儿选择了研究社会学。阎老拿给记者两本书，一本是女儿写的，一本是学医的儿子写的。“他们都很努力很上进，现在国外也小有成绩，当然也是继承了我能吃苦的优点吧。”
记者请阎老评价一下自己，阎老思考片刻说：“我能吃苦，像农民；我很勇敢，像渔民；我又机变，像商人。一个人必须变，但应该是在变与不变之间。‘变里有不变，不变里有变’。对我来讲，这次是电视台把我逼上讲坛了，我变了；但是我一辈子研究清史的工作不能变，这是我学术的根本，我要在变与不变中坚守我的本分。”
